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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下长廊

对于附属性有闲阶级则分类对待,对于劳动者阶级,凡氏总体上持维护态度。

在一个利益多元,众声喧哗的现代社会,Everything’s an Argument。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有效论证自己的主张的职业人,要做一个能够参与公共议题的公民,就要能够发现自己或他人的思维谬误,保证自己思维的有效性。

乐乐:

你好!

你高考之后,咱们谈过一次,你问我上大学之后是否需要选修一门逻辑学的课程,或者是否需要接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还问道:你报考的专业,将来并不从事写作,还需要逻辑学知识吗?当时咱们没有时间深聊。

现在,我就在你尚未选课,而我还没有走上讲台的时候,在信中回答你的问题吧。

在我看来,大学是一个知识的“超市”。每位同学通过必修课、选修课和图书馆,来组装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有关思维规律的知识是每个人知识结构的基础构件。因为我们无论现在学什么,将来做什么,都需要思维。

我们中学的文科教学,一直以来突出写作,高考也考写作文。但并没有一门思维的课。思维在哪里呢?思维当然在写作中,也在课堂发言中,但是,中学的语文教学和高考的作文试题,却并不注重思维。(梁启超在在清华和南开的讲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注重形式逻辑,是深有见的的。)

我这里说的思维,不是指那些在写作中达到感人效果的“形象思维”,而是指使我们的自己观点和对其论证在认识和交流中“有效”,具有说服力的思维。这就是逻辑思维。

我们一生,除了在中学写作文,并不都需要“写作文”。如果我们上大学选是的新闻学专业,工作以后还会写报道,写评论;如果我们立志当作家,我们还会写小说,写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选择这些专业和工作,我们就不需要“写”什么东西了吗?

即使不“写”,我们就不需要与他人交流什么了吗?就不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计划,并且通过有效地论证,使你的领导、同事接受它们了吗?作为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我们就不需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了吗?

如果这些都需要,也就需要思维的逻辑训练。

我在暑假里翻阅了一本从图书馆借到的书,书名叫做《Everything’s an Argument》。这个书名很触动我。Argument这个词,中文往往译为论点、论据、理由、质疑,甚至争吵,用在这里,似乎都有点大了。因为按这本书的看法,“每件事”(Everything)都是它。

这本书揭示出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任何对他人表达,都是(或可能是)自己的一种主张、诉求,因此都需要有效的论证。

比如,这本书的第一页上的一个例子来说:

“一个少年向圣诞老人提出要一辆变速自行车,他声称自己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好孩子。”

(Claiming to have been a good boy for most of the year, a youngster asks Santa Claus for a bicycle with lots of gears.)

你看,这个小孩难道不是在用一个“论据”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吗?而且,他显然明白,在自己的论据之上,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理由(即图尔敏论证模式中的warrant):圣诞老人会奖励好孩子。

我们大部分的推理论证,都需要这样的要素和结构。英国逻辑学家图尔敏的“图尔敏模式”(Toulmin Model)在西方思维教学中普遍使用,就是为了分析日常表达中的论证。

而同一页的另一个例子就似乎不那么低幼了:

“在接受有线电视网的电话采访中,一位参议员提出:国会议员需要加薪,因为大部分政治津贴都已经消失了,而要在华盛顿维持一家人生活则花费很大。”

(A senator argues with a C-SPAN caller that members of Congress need a raise because most political perks have disappeared and it is expensive to maintain a home in Washington, D.C.)

——这已经是一个公共议题了。但它的论证结构其实与那个小孩的完全相同。

我之所以在此录出原文,是因为除了“因为(because)”这个典型的“逻辑词”之外,原文中的Claim、argue都是具有论证倾向的词语,我没能用中文译出来。

而我提到的那本书,就是从最常见的生活语言开始,对说理论证的结构和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和训练的教材。这样的教材在西方大学教材中很多。

那本书的书名——《Everything’s an Argument》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它可能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的普遍关系。这是一种理性的关系。而要协调好这些关系,就需要我们有效地思维和表达。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提到思维的时候使用的是“有效”这两个字,而不使用“正确”。这是因为一个观点是否正确,不是在思维领域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往往要在实践中解决。但是,对一个观点的论证是否“有效”,则是逻辑层面就可以判断的问题。

逻辑意义上的“有效”不一定“正确”。但逻辑意义上的“无效”,一定不会“正确”。

比如,我举个例子:

“有些美国人是女人。汤姆?汉克斯是美国人。所以,汤姆?汉克斯是女人。”

显然,这是一个推理论证,而这个论证的结论是错的。是这样吗?因为你知道那个演过《阿甘正传》的美国演员的男的吧?

那你再看下面这个推理:

“有些美国人在电影界工作。梅丽尔·斯特里普是美国人。所以,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界工作。”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吧?——因为你非常熟悉那个美国影后。但是,这个推理与前面那个得出“姆?汉克斯是女人”的错误结论的推理在逻辑结构上是一样的啊!它们都违反了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我在后面还要说到。

所以,一个结论碰巧“正确”的推理,也可能是“无效”的。它在梅丽尔·斯特里普身上的“正确”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无效的推理,可以推出无数错误的结论。

逻辑学虽然把守的是思维“有效”的标准,但我们最终不是要在实践中达到或接近“正确”吗?

按我的理解,逻辑学作为人类思维规则的学科,就是解决思维的有效性的。逻辑学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理解,就是人类对自身“思维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性经验的深入理解:千百年来,人们这么想,结果往往就是对的;那么想,结果往往出错。人们就开始考虑:为什么呢?人们在这些对的和错的思维方式之间进行对比,琢磨,发现其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它的基础是有效思维的经验。

思维的“有效”虽然并不保证事实中的“正确”,但却为“正确”准备了条件——排除了那些“无效”,因此也不可能正确的思维方向,实际上也是争取了思维和实践的效率。否则每一件事都要在许多无效的思维方向上瞎碰。人类千万百来的思维经验就白白积累了。

上一个世纪30年代,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写过一部逻辑学普及著作《Thinking to some purpose》,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没有将原来的书名直译,而译为《有效思维》。这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作者本意的,因为“有效思维”非常准确地突出了逻辑学的普遍作用。这里说普遍作用,就是对所有人都有用。

其实,基于逻辑学规律的通识教学,在西方大学一般叫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门课程的“批判性”主要在于:在逻辑规则的基础上发现和分析日常思维和交流中可能存在的谬误。

而在我看来,鉴于“批判”这个词在我国语境中特殊的冲突感,用“有效思维”可能更好一些,更温和一些。逻辑规律的通识教学,不一定为了“批判”别人的错误思维,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有效”。

早在中国近代逻辑学的中文译名还没有最终确定来的时候,受日本影响,还曾使用过“论理学”这个概念。比如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就是研究《墨子》中的逻辑学的。在小说(和电视剧)《围城》中,留学归国的教师方鸿渐在教室黑板上写下的就是:“论理学”三个字。

但无论叫做什么课,无论你是否选修这样的课程,我都建议你从“有效思维”的角度来理解和接触被人们称作“逻辑”的这一门有关思维的知识。

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论证与辩论分析”就是基于逻辑学知识的实用课程。一次课间休息时,一位同学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句话的案例,让我看是否有效。

“美国大学是优秀大学。中国大学不是美国大学。所以,中国大学不是优秀大学。”

我感到,这个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第一,它非常接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即使远离逻辑和论争,也难以避免与别人在这个层次、这些问题上进行交流,并接触到这样的论证;

第二,它既有明确的观点,也有明确的论证。实际上,有逻辑素养的人马上就可以辨认出:它是一个典型的演绎推理的三段论。

第三,它是一个违反演绎推理规则的形式谬误。要清醒地看出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误,则需要掌握逻辑学的基础知识。

以“美国大学是优秀大学”作为大前提,之所以不能推导出“中国大学不是优秀大学”的结论,是因为:这个三段论在前提中只是对“优秀大学”的“部分”(即“美国大学”)做出了判断,却在结论中对“优秀大学”的全部做出了判断——即以“否定的方式”(否定中国大学包括在其中)提到了它的全部外延。这样,结论明显超出了前提的范围。

演绎推理是依靠一些形式规则来避免这类谬误的。其中关于“周延”的逻辑概念和规则就是分析上面那个谬误的工具。

一个判断中的主项(或谓项)是周延的,就是说,这个判断断定的了主项(或谓项)的全部外延。一个判断的主项(或谓项)是不周延的,就是说,这个判断没有断定主项(或谓项)的全部外延。

而三段论的一个规则是:在前提中不周延的,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

在上面那个论证中,“优秀大学”在大前提中处于肯定判断的谓项,并不周延。但是,它在结论中处于否定判断的谓项,因此是周延的。所以,这违反了三段论的规则: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

三段论关于“周延”的规则,在本质上限制的正是结论超出前提的错误推理。

当然,中国到底有没有优秀大学,是一个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认真考察对比才能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一个简单推理得出结论。具体而言,我觉得这介问题不适合从抽象前提出发的演绎推理,而适合从具体数据和案例出发进行归纳推理。

说着说着,我就有点犯教师的职业病了。我在一封信里不可能给你讲逻辑课。我之所以用逻辑学术语和规则来向你揭示那个看似普通的论证中的谬误,是想向你说明,如果受过一点逻辑训练,这类“似是而非”的谬误是一眼可辨的。

而那样的谬误,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在我们自己的思维中,完全可能随时出现。

在一个利益多元,众声喧哗的现代社会,Everything’s an Argument。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有效论证自己的主张的职业人,要做一个能够参与公共议题的公民,就要能够发现自己或他人的思维谬误,保证自己思维的有效性。

有效,既是思维之效,也是交流之效,合作之效,争取共识之效。

爱你的大伯

马少华

2018-10-22

作者

马少华

马少华

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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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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